森林低语

通过分析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与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的作品脉络与绘画理论来考察音乐性在现代绘画中的语言表达。力图从科学、数学、结构等显性因素以及精神、内驱力等内在要素分析音乐性在绘画中的功能价值，打破音乐与绘画各自为营的思维定式。在考察音乐与绘画的贯通性节点中发现，西方传统绘画中常以再现音乐性场景的方式传达某种心理暗示，以表现其背后的哲学内涵。例如在乔尔乔内（Giorgione，1477—1510）的《田园合奏》中，象征和谐的鲁特琴（Lute）与寓意田园牧歌的牧笛营造出一种世俗外的理想情境，可见画面中五人的交流以及整体气氛的表达依靠音乐来完成；抑或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不厌其烦地在画面中描绘维金纳琴（Virginal）隐含了荷兰黄金时代的音乐主题。但诸如此类图像学式的展开乐器背后的隐喻不是讨论的重点，通过对现代艺术的绘画语言分析中发现，在图像中置入乐器以隐喻某种音乐性内涵的创作方式逐步式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以绘画语言传达音乐性的理想并没有因此搁浅，反而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这场新的探索不同于以往的图像性再现，而更接近一种连接原始艺术的语言符号和纯粹精神。英国文艺理论家沃尔特·佩特对乔尔乔内作品进行分析，指出威尼斯画派的画家在风景画创作中通过抽象的线、形、色来体现具体的山川的表现手法，就是一个“逼近音乐”的范例。表现主义绘画大师康定斯基采用各样的圆形来翻译乐谱，用指代乐器的颜色构建了充满激情的热的抽象绘画。蒙德里安则以稳定、大小不一的彩色方块来模拟爵士乐演出情景，形成了冷的抽象绘画风格。保罗克里将他优秀的音乐素养体现在绘画作品中创造了充满天真、魔幻的形、色世界。通过他们的作品实践可以看出绘画与音乐之间存在着互通关系，在绘画作品中可以承载和传递某些音乐性的内容。“音乐与绘画有着密切的亲族关系”和“音乐是心灵状态下最伟大的绘画”这两句话分别是《美学》中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音乐史学家安勃罗斯。可见音乐与绘画有着不可分割、相互共通的特性。它们都是艺术家灵魂最深处最微妙的情绪变化和艺术家对一切复杂客观事物的一种审美感受的表现。2012年本科考进川美，2021年在川美研究生毕业，可以说我的青春都是在川美度过的。研一参加了很多外出写生活动，我对在色彩与笔触之间找到类似于音乐的节奏变化很感兴趣，在演奏吉他的过程中我也常常通过图形记忆的方法来尽快背熟乐谱，这个过程让我能在吉他的六线之间找到一些几何形状来记忆音乐的规律。这两段经历使我坚信绘画与音乐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记得有一次写生完聚餐，老师在喝酒时说：“好喝的酒是圆形的，不好喝的酒是方形的，此酒勉勉强强算是椭圆形的。” 我觉得这个说法特有意思，与我研究的绘画与音乐，即视觉与听觉的关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回头研究了一些通感理论，没想到毕业论文也用上了。远在原始部落的祭祀仪式里，绘在洞窟石壁上的岩画便呼应着神秘的歌舞，成为人类文明最早关于艺术的记忆。古希腊学者将音乐视为数学的一个分支，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用绘画手段展现透视法的科学成就。在绘画作品中探寻和传递某些音乐性的内容是我所探寻的语言方向。  光线穿透花草所带来的光影是我研二阶段想表现的主题。它源自写生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观察。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被工业设计所围绕，楼道转角处一缕阳光穿透盆景所映射在墙壁上的斑驳光影却常常会给我带来感动。光照之外的空间冰冷黑暗、无限延伸，显影处斑驳跳跃。将这样的对比拉向音乐的状态是我所想要表达的信息之一。这一阶段创作了很多树影与乐器的组合作品，试图通过这种训练找到用灵动的光影打破充满秩序感的乐器的宁静，从而让画面建立一种新的带有音乐性的暧昧气氛。毕业创作延续了乐器这一主题，并用到了研二时期总结的方法，例如光影、乐谱的布局与表现等。最大的挑战是尺幅上的，从没有画过尺幅这么大的作品，这让在保持精致细节的同时把握住整体气氛提升了很多难度。我希望通过这幅作品传达出古典音乐般的庄严肃穆，并致敬瓦格纳与康定斯基。因此在乐谱部分采用了瓦格纳的音乐作品《森林低语》，也将其定为作品的标题。画面中钢琴的下半部分隐含了康定斯基一幅作品中的符号，或许很难被不熟悉康定斯基作品的观者发现，不过这也正是我想要的。